1974年10月，病情沉重的毛主席来到湖南长沙进行疗养，在长沙一住便是四个多月——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在长沙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主席最后一次来看看自己的家乡。
然而，主席在长沙前脚刚一落地，四人帮成员之一的王洪文便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从北京来到长沙，并不是因为有紧急的工作要向毛主席汇报，而是受江青之意，前来告周恩来总理的状。
（毛主席与周恩来、王洪文合影）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主席在听了他的告状辞后，竟然十分恼火地批评起了他：风庆轮本身就是件小事，李先念同志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你也不要和江青他们搞四人帮这样的小团体了，要团结老同志，回去就立刻写一份检查！
毛主席对自己恼火的态度，是王洪文始料未及的。王洪文一边紧张地说着：我再也不敢了。一边低着头悄悄离开了毛主席的住所。在王洪文被主席骂走后，毛主席立刻叫来了周恩来总理，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而这项决定，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晚年毛主席和周恩来）
那么，毛主席口中的风庆轮事件究竟是什么，以至于让王洪文等人大张旗鼓？在支走王洪文后，毛主席和周恩来之间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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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主席和周恩来）
1972年，忧国忧民，操劳一生的周恩来总理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周恩来应该立即住院，接受疗养。然而，深知国家和民族安危全系于一己之身的周恩来丝毫不敢怠慢，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还有太多的事需要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肩负重任。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各项经济建设工作中，周恩来对我国船舶行业的发展尤为关心。生产和制造大轮船，发展海运河运，不仅象征着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善程度，更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事业。但是历经近代百年坎坷曲折的中国，当时轮船制造方面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还十分薄弱。
（风庆轮）
1970年，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提出要在20世纪80年代前解决船舶制造不能自给的难题，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过渡期，中国的船舶业可以以国内制造和运输为主，以国外制造和运输为辅。
在周恩来的组织下，我国的船舶业在20世纪70年代克服重重障碍，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1973年年底，上海江南制造厂制造完成吨位达到万级的远洋货轮——风庆轮，这在我国的船舶制造业发展史上堪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在风庆轮进行轻载试验的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风庆轮柴油机主机汽缸套磨损达到0.15毫米，这意味着风庆轮在安全设计上还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而这也是受我国当时尚且薄弱的工业基础所限制的结果。
因此，为了航运安全起见，专家团队建议可以先让凤庆轮承担近洋运输的工作，等到技术发展成熟，安全故障被排查后再进行远洋运输。但是，这则在专家团队内部看似合理的意见却遭到了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的强烈反对，他们大造舆论声势，无理指控不敢让风庆轮跑远洋的上海江南制造厂和中国远洋公司是在含沙射影说中国的船舶制造业不行，是在搞崇洋媚外，矛头直指当时负责我国船舶业发展的国务院和周总理。
在四人帮掀起的巨大舆论压力下，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于1974年5月批准风庆轮号在更换零部件后，可以从上海远航至罗马尼亚，并且安排另一条小型远洋船伴随风庆轮，做好船舶人员和货物的安全保障工作。在得知风庆轮被批准可以到罗马尼亚进行远洋航运后，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张春桥幸灾乐祸地说：依我看，风庆轮沉了也是件好事，船沉了以后我也好方便写一点东西。
（张春桥）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风庆轮竟然在1976年9月30日平安返航，上海当地人民为凤庆轮举行了盛大的欢庆仪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风庆轮的安全保障技术已经成熟。风情轮之所以最终能够平安无事，更多还是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在出航之前的妥善安排。
然而，四人帮并没有放弃这个见缝插针的机会，他们将凤庆轮的这次成功远洋试航归功于自己的献言献策，却只字不提周恩来总理的辛勤付出。事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是以凤庆轮的胜利来批判他们口中所谓的洋奴哲学，矛头直指当时反对风庆轮贸然出航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姚文元）
然而，彼时的周恩来总理身体状况已相当不容乐观。1974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出现了频繁尿血的症状，每一次去洗手间对于他来说都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在1974年5月妥善安排了风庆轮的远洋出航工作后，体力不支的周恩来便病倒在了医院，不得已放下了自己不想离开的工作，并将国务院的相关事宜交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在接手过周恩来总理的工作后，将国务院的大小事宜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牢记周恩来总理以大局为重的谆谆教诲，尽可能避免与江青一伙产生直接冲突。但四人帮却依旧不依不饶，在得知周恩来总理病重入院后，江青等人便将自己的怒火集中在了邓小平一人的身上。
（邓小平）
1974年10月，江青突然闯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会场，要求邓小平就凤庆轮一事进行立刻表态。邓小平强行压住怒火，耐心地对江青说道：这件事我们还需要进行资料调查，不能妄下评判。但是江青依旧不依不饶，非要让邓小平当场亮明一个态度，不想当场和江青发生争执的邓小平只好一个人离开会场，用愤怒的沉默和缺席来表达自己对江青的抗议。
不肯善罢甘休的江青决定到到毛主席那里，告邓小平一状。彼时的毛主席刚刚离开北京，到湖南长沙养病。或许是考虑到自己身上事务众多，不便离开北京，江青便决定让王洪文跑湖南长沙一趟，代替自己向毛主席告状。
（王洪文）
王洪文于1935年出生在一个吉林长春的农民家庭，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自学考取了初中文凭，当过上海纺织厂的工人，后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一跃成为了上海地方的领导人。因为出身基层，再加上他丰富的履历，毛主席曾一度十分喜欢年轻的王洪文，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只要稍加磨砺，便一定能够成为国家今后的栋梁之材。
不过，随着王洪文1971年被调入北京后，他整日游手好闲，和江青等人厮混在一起，毛主席便逐渐对这个年轻人心生失望。1974年10月，毛主席前脚刚到湖南长沙，王洪文便急不可耐地跑到主席这里代表江青，告周恩来总理的状时，主席更是对王洪文等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生气。
（毛主席、王洪文和周恩来合影）
风庆轮本身就是一件小事，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吗？而且李先念不是已经处理好了这件事么？又是江青让你来的吧？毛主席虽然当时还不清楚风庆轮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却一眼就看穿了王洪文的心思。
在察觉到毛主席在凤庆轮一事上坚决的态度后，王洪文也就不敢继续放肆，主席继续耐心地说道：小王，你就不要和江青他们搞什么四人帮小团伙了，要尽可能讲团结，多团结老同志，你回去写一个检查，然后发给我吧。
（王洪文）
王洪文在听到主席的这一番话后，感到十分错愕，毕竟之前主席还从来没有让他写过检查。但王洪文还没有敢大胆到连主席的要求都敢拒绝，因此便诺诺连声地答应了主席写检查，做检讨的要求，悻悻离开了毛主席的住所。
实际上，王洪文在离开长沙之后，他只给毛主席交了一份十分简短而潦草的检讨。但是，毛主席对王洪文耐心做个检讨也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待，而是在用写检讨的办法支开王洪文后，立刻联系了周恩来总理，说和他有要事商量。
（毛主席与周恩来合影）
在见到周恩来总理后，毛主席说道：你住院之后，我看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各方面工作做得都很好，我想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恩来你看怎么样？
毛主席的这一番提议，让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因为自己在住院之前，邓小平就是周恩来最中意的接替自己工作的人选。现在看来，毛主席的想法确实是与周恩来不谋而合。
考虑到邓小平一人可能忙不过来国务院的大小繁杂事务，毛主席还提议由李先念做国务院另一位副总理，协助邓小平的工作。另外让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三人在人大常委任职，以树立邓小平在人民政府中的威信。在安排完人事工作后，毛主席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如果你认为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人事安排，你自己调度就是，不必和我汇报。
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在国务院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邓小平主持经济恢复，交通建设和粮食保收等各项事宜，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显著的改善，邓小平的领导能力和领袖风帆，也被党内外有目共睹，毛主席和周恩来在1974年长沙做出的这一项决定，可谓影响深远。
1978年12月，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众望所归的邓小平成为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在会议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自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