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不平等的童年经典语录）

一、教育不平等的概念

平等，即均等，不等于公平；结果均等又不等于机会均等，结果平等可以理解为拉平自然禀赋、社会境况、个人努力三因素的福利平等。

教育机会均等是什么？

《科尔曼报告》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包括四方面：第一，提供一种自由入学的机会，直到学生获得某种就业水准之培养；第二，不论学生的出身背景如何，提供这些学生接受共同的教育课程；第三，不论学生的出身背景如何，保障这些学生进入相同的学校就读；第四，透过地区财税系统的支持，提供区域内所有儿童均等就学权利。

另外，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认为，教育机会均等，至少具有三种意义：第一，能力相同的青年，都具有相同的机会接受非强迫性教育；第二，社会各阶层成员，对于非强迫性的教育，拥有相同比率；第三，社会各阶层的青年，具有相等的机会以获取学历。

综上，所谓教育机会均等是指不同社会出身背景的成员，都有相同的教育机会。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教育起点的机会均等，即有相同机会上学，且进入学校质量是一样的（师资，设备）；第二，教育过程的机会均等，即学习过程中获得相同待遇，以期产生相同的学习成果；第三，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即来自不同群体的学生在接受相同的教学内容后其学业水平应是相同的、在完成某一阶段的教育学习之后，会得到相同的机会连续升学、接受了相同的教育之后获得相同的毕业文凭，有相同机会享受社会生活，即具有相似的职业，收入，权力等。

二、教育不平等的形成路径

这里主要分析基于家庭教育背景的教育不平等。

第一，家庭阶层背景通过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资源转化机制影响子女教育成就。

关于文化再生产机制，即子女文化资本对父母的文化资本的继承机制。

首先要明晰文化资本的含义，文化资本的操作化定义为关于精英高雅文化的物品、知识和行为，包括身体化文化资本（礼仪）、物质化文化资本（绘画、书本）、制度化文化资本（证书、文凭）。

其次，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条件有三：精英阶层父母本身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本、习得和掌握文化资本需要其他社会经济资本的支持、传递文化资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耳濡目染、言传身教）。

再次，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过程体现在教养方式上，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区分了协作培养和自然成长两种教养方式：关于协作培养，家长系统规划教育时间、采取说理式沟通方式、积极干涉学校安排，此教养方式下子女表达、社交能力强；关于自然成长，家长不刻意安排教育时间、采取命令式沟通方式、遵从学校和教师安排，此教养方式下子女的家庭纽带更紧密。

最后，抛出疑问：同样的精英文化之于精英阶层子女与工人阶层子女，哪个更有帮助？从文化再生产角度来看，对精英阶层的子女更有帮助，因为其动用文化资本的能力更强，因为在学生活动中其组织能力、社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表现出来，从而脱颖而出；从文化流动角度而言，对工人阶层子女更有帮助，因为其动用文化资本的动机更强，工人阶级经济资本欠缺，文化资本对于他们而言显得更重要，所以更迫切学习文化资本。

关于资源转化机制，即父母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结构转化为子女文化资本的机制。

首先，父母的经济资本影响子女的智力发展和学习条件。在智力发展上，罗斯高在陕西、河北、云南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发现，53%的贫困汉族孩子在24——30个月大时，IQ测试成绩低于90，在甘肃针对13、14岁年龄段的智商测试显示，55%的测试者IQ低于90；在学习条件上，如素质教育过度化的背景下，学校教学内容简单但考试很难，中产阶级子女利用资本补课，工人阶级子女被放羊，恶化了教育不平等。

其次，父母的社会资本可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有微观和宏观两种类型（前有详细论述）。社会资本有社会资源和社会闭合两种视角。

1.布迪厄和林南的社会资源视角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源的集合体，即社会资源依附在社会关系网络上，但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只要存在，就有了资源，而林南更加强调，社会资本只有经过动用才能发挥作用。

2.帕特南和科尔曼的社会闭合视角认为，群体内成员越是相互了解，这个群体就越有社会资本。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独自打保龄球，体现出社会资本微弱，幸福感、民主化减弱。科尔曼认为，当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与社区其他成年人之间的社会交流充分、社会网络封闭性高时，子女就会得到较丰富的社会资本，而父母对子女成长的关注与时间、精力投入，可具体操作化为父母指导功课、监督学习、与子女的交流讨论等指标。

再次，家庭结构也影响子女的文化资本获得。家庭结构包括家庭规模、子女性别结构、出生顺序、父母婚姻状况等。在家庭规模上，家庭能给予儿童的资源取决于家庭的资源总量和儿童的数目，兄弟姐妹越多，出生间隔越短，资源的稀释程度就越大，从而儿童的教育获得越差；在出生顺序上，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出生顺序对教育成就有正向影响，也即出生越晚的孩子，教育成就越好，原因有二：一是出生越往后，家庭经济可能有所改善，二是如果家庭经济没有改善，其哥哥或姐姐会辍学提供其上学。

第二、家庭阶层背景影响子女的教育选择（学校、专业选择）。

家庭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事实上是精英阶层家庭利用各种资源的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强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争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

排斥方式包括直接排斥和间接排斥。

直接排斥方式包括特权排斥和资源排斥。关于特权排斥，即教育制度设计中特别为某特定阶层预留了位置，例如英国的赞助性流动（前有论述）和帝制社会的特权排斥（太学、国子学）；关于资源排斥，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区房（北京西城区最贵达到25w一平），高中阶段的择校费和赞助商，高等教育阶段的留学生身份等（精英家庭让子女以留学生身份上清北）。

间接排斥方式体现为理性选择理论和文化决定论。

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经济上的理性选择只考虑经济上收益与成本，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也在社会等层面考虑，不同阶层家庭对于学习成本和成功预期的判断确实是不一样的。

关于文化决定论，刘易斯在《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中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另外，威利斯的学做工也是这种阶级文化决定论的典型代表（但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威利斯的研究仅仅是对学校少数叛逆的工人阶级子女做的调查所推论出来的，事实上，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父母同样尊重读书人，也希望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动）。